争议新法案

我们不清楚，美联储将如何行使这些权力，美联储犯过很多错误

虽然尚有数百项细则有待制定，但超过2000页的新法案，足以勾勒美国新的监管体系。

在新法案中，对华尔街影响最重大的是“沃尔克规则”(the Volcker Rule)。该法则遵照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精神，将金融业的买方(buy side)与卖方(sell side)切分开来，因此未来站在“卖方”、销售金融商品的投资银行，必须将属于金融投资的“买方”业务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自营业务部门从银行中剥离，最多仅能保留核心资本3％的投资。

由于华尔街投资银行近年来在相关业务上利润不菲，各界认为沃尔克规则可能严重影响投行利润。高盛首席执行官布兰克芬(Lloyd Blankfein)今年6月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高盛的自营业务占全公司利润的10％。由于沃尔克规则的影响，汇丰(HSBC)、花旗(Citigroup)、巴克莱银行已经传出消息，准备出售私募股权业务。
吸取了在金融危机中监管部门无法确知场外衍生品交易规模的教训，法案要求所有衍生品都在场内通过电子交易进行，通过清算所清算。并且将对让人无法理解的衍生产品采取限制。

法案还规定，资本金规模超过150亿美元的大型银行将在5年时间内，把信托优先债券从一级资本中逐步剔除，以提高银行资本金要求。

未来，由财政部牵头，九大部所组成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被外界视为未来具有最高权力的新设机构， “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未来在三分之二成员投票通过的情况下，可以赋予美联储强制分拆、重组大型金融机构的权力。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回忆录《峭壁边缘》(On the Brink)中总结时说， “我们的监管制度仍然是一个无可救药、七拼八凑的过时大杂烩，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和形势。监管制度充斥着重复、重大漏洞和监管竞争。”

不过美国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仍没有解决保尔森过去指出的问题。

“这是一个庞大的金融监管法案，涵盖内容甚多，里面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纽约交易所代码：JPM)政府关系及公共政策主管、执行副总裁谢尔(Peter Scher)在纽约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其中的一个挑战是，很多具体实施细节都留待监管者去落实，比如在美联储之下创建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CFPA)，如何与既有的相关资格审查机构共存并各司其职？”

针对“大而不能倒”的缺失，新法案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清算金融机构的权力，银行清算后由美联储接管、证券公司清算后由证监会接管，保险公司清算后，则由新设的“联邦保险办公室”接管。

而美联储更被赋予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强制命令破产权，一旦确认金控资本不足，即可下令公司破产清算。

美联储不仅仅承担危机出资人的角色，还深入到了监管一线。目前，美联储已经派出庞大的队伍，深入到美国大型金融机构，对所有运营和市场风险进行管控。

卡耐基梅隆大学政治经济学家、货币政策研究学者艾伦·梅尔泽(Allan Meltzer)对此颇有微辞。他对《财经》记者说，新法案赋予美联储太大的自由裁量权，美联储职权的扩大带来隐忧。

“我们不清楚，美联储将如何行使这些权力。美联储犯过很多错误，现在它也没有把经济形势完全弄明白。”索罗斯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毫不客气地质疑。

监管的危机

贪婪和监管不善扼杀了金融体系。

华尔街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现实，本次危机的波及程度并不亚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欧美金融业损失惨重，实体经济至今仍低迷徘徊，所谓复苏“非常微弱”，美国失业率仍高居不下，经济短期难见实质恢复。

索罗斯表示，过去造成的金融失衡是一个“超级大泡沫”。从1980年到2008年，有28年之久。金融系统存在过度的杠杆化，房地产业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此大规模的失衡是不可能在短短两年里化解的。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总结危机教训时，首先将危机根源归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间的结构失衡，美国过度消费，却从石油出口国和中国等高储蓄国家借入大量资金。“这些失衡状况仍然继续，必须解决”。

香港证监会前主席、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此前从宏观层面分析认为，“冷战”后的新增市场化经济体为全球增加了30亿劳动者，为长达20年的低通胀提供了条件；日元的低息政策，催生了全球日元利差交易，也加大了全球杠杆操作和衍生品交易的产生；金融工程师的大量涌现；全球市场的监管放松。正是在上述潮流下，创造了趋一性的全球化宏观趋势，但其实是四种套利：工资套利、金融套利、知识套利和监管套利。

到上世纪末，随着金融工程的发达，创造并追逐利润成为金融创新的主要动力。现代金融最伟大的三个发明，今天也成了“最伟大的问题”。

这三个发明分别是：结构性投资工具(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IV)的出现，使金融机构投资高风险产品获得高收益时，可以把这部分资产挪到不受监管的资产负债表外；资产证券化(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ABS)将商业银行贷款可以打包成证券再次出售；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则利用保险公司承保，增强了信贷证券化资产质量。

桥水联合基金创始人戴利奥对《财经》记者表示，危机是经由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杠杆化操作引发的。美国的金融机构和借款人都高杠杆化，同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金融工程，有些做得很明智，有些则陷于过度的杠杆化中。

电子计算水平的提高，推动了衍生品的不断繁衍。更为可怕的是，在华尔街金融势力的推动下，美国在1999年推出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这个被认为是20世纪末全球金融自由化最重大的事件，否定了“大萧条”以来一直对金融业要求混业经营的规定，使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共同加入了“创造并批发”的行列，也直接导致这次危机中三大投资银行的覆灭。

“贪婪和监管不善扼杀了金融体系。”美国媒体从业者加斯帕里诺(Charles Gasparino)的话，被引为针砭这次危机的精辟之语。

摩根士丹利董事长约翰·麦克对《财经》记者说， “华尔街进行的过度杠杆化交易，确是我们犯下的过失之一。我们借了太多的债，冒了太大的风险，毫无疑问，在这件事上，我们负有责任。”

与华尔街一样，监管者也受到了公众强烈批评。

“监管者比市场更不完美。监管者为何不完美？因为他们是官僚，他们总是比市场反应慢，而且极易受到政治影响。” 索罗斯直接批评美国的监管者。

约翰·麦克表示，监管者没有很好地跟上潮流，把握和理解市场的变化，也使问题变得复杂。

对于监管者的能力怀疑，在本次危机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目前美国对冲基金业界对于监管新规有两重忧虑：一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信息披露的处理，是否会将他们的信息泄露到外界去；另一个是，监管者是否会对产品的复杂性有充分的把握，否则，会因为不能游刃有余地运用专业知识而阻碍对冲基金的一些明智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