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外界对中国影子银行的关注日渐增多，如果说以前诸多怀疑还局限于海外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上，但本月在东京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IMF)年会上，中国的影子银行所隐含的风

　　实际上关于影子银行并没有明确的法规定义，在国际上许多先行研究成功中一般将范围界定为“不接受存款的贷款机构”，而日本等国用非银行金融机构(Non-bank)来泛指这些生存在道德和经济效益夹缝中的特殊存在。这些机构的特殊不仅在于因法规限制而无法接受存款，一般社会意义而言，他们都是“高利贷”业者。因为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基于风险算定规则导致一般商业银行不愿贷款的对象，因此其利率水平也远远超过一般商业银行，在现代经济体里基本属于灰色地带。

　　但在现实经济活动里，这些在传统道德观念上并不名正言顺的金融机构的存在，却仍有着很正当的客观需求。在21世纪最初的10年，经济疲惫的日本曾出现过这些非银行贷款机构的春天。在IT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经历严重通缩压力的岁月里，服务于个人消费者和中小企业的非银行贷款机构却得到了飞速发展的机会。从租赁公司到称作消费者金融的个贷公司在传统制造业海外转移，服务业通缩压力大的背景下，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水平下降引发的社会问题，使得其活络的业务模式能快速扩张，远远超过了传统信贷和信用卡。

　　而当时银行正为达成小泉政府制定的资本限制痛苦的改善其资产负债表，日本央行为配合政府的改革措施，从零利率到量化宽松，各种缓和措施不一而足，这也让这些非银行贷款机构在扩展市场和筹集资金方面的成本大幅下降，直到2006年业界甚至日本学界还在认为其高速发展堪称朝阳产业，是萎靡的日本经济中的一大亮点。

　　然而这个行业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许多问题，诸如：消费者多重债务导致破产加重社会负担，中小企贷款中发生逆向选择等道德风险，在这个行业发展的鼎盛期自然的日益严重。日本政府为此推出了诸如明确贷款利率上限限制，甚至加强控制该类公司资格，同时推动社会教育和循法讨还利率部分的过科金。贷款利率上限规定严重的限制了该行业的利润空间，各种消费者要求返还过度征收的利息款项使得这些机构很快的消耗了其财务体力，而且它们的融资渠道基本依靠银行借贷或公司债券发行，也导致其受制于巨大银行。

　　到了美国次贷问题开始显露的时候，日本的银行已经从处理不良贷款的低潮期走出阴影，股价上升，政府干预压力逐步减弱。几家巨大银行集团很快将排名靠前但经营恶化的消费者金融机构吞并，业界最大规模的武富士干脆破了产，那些针对中小企业的非银行贷款公司的处境则更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被银行吞并的贷款公司也因此躲过了雷曼危机，但银行却并没有享受到这个行业黄金时期的利润，几家大银行甚至为其收购付出了增加拨备的代价、整合其平台和审查技能的愿望在新的监管体制下，实际上到现在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东京都在石原慎太郎的主导下专门设立了一家为小微企业服务的银行，亏到几乎破产，最后只得用居民税填补窟窿，任何基于激情的政策最终都难以避免经济原理的检验。

　　本来基于经济学原理，这些贷款公司的高利率匹配的是借贷方毁约的风险系数，在信息对称的市场环境中竞争会促使这个价格体系达到一种均衡状态。但现实里信息对称基本属于幻想级别，高风险的客户群体自身也存在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据统计数据这些需要利用高利贷的小微企业实体存续期间均在一年左右，个人客户基本是银行拒绝贷款的非定职者，一概而论20%的利率上限是否能反映风险是个问题，但作为无法忽视社会厚生的政府当局如何把握监管体系和强度却是更为现实的课题。

　　如果需要承认其法律上的合规资格，那么无论登记制还是执照制，监管方不仅要考虑监视其经营形态和业绩，更要做好制度设计，为其引导一个较合理的相对稳定的融资渠道，制定市场退出制度，发生破产时的资产交易规则，以保证业界相对稳定减轻对银行体系的冲击。另一个重要的侧面是如何加强利用方的金融和法制教育，合理保护其合法权益，以避免其财务状况陷入恶性循环诱发微观上的社会道德问题。